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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一岁那年，奶奶去世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会梦见她，她一直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

　　奶奶是老外婆最小的女儿，奶奶读了女子师范，然后执教，20多岁挑中了爷爷。爷爷祖上是挑担子挑出来的大地主，而受了新式教育的爷爷也是县中学的教书先生。

　　张家大院，解放后成为乡政府等机构的办公场地，那是坐落在张家大堰堤的一座古老宫殿，背靠小坡。院前是宽阔的坝子，坝子里有几棵高大苍翠的古树，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大院门前有一对咧嘴而笑的石狮子，拾级而上是高大的门楣，挂着祖上哪辈人的牌匾。大门两边是两根合抱的柏木柱子，和整个外墙一样呈暗红色。进得大门，眼前是一个四合院，四檐瓦当有麒麟和五彩云浮雕，两边是走廊和厢房，面前是深深的庭院。穿过院子，上了宽宽的石梯，乃是高大的正堂。正堂右边有窄而长的走廊，沿走廊排开一路厢房；正堂左边通过一道精致的圆门，是一个别有洞天的院落。大院雕梁画栋，檐牙高啄，廊腰嫚回，错错落落。

　　奶奶当初就是被八抬大轿抬入这个院子的，一同进门的还有几十抬嫁妆，沉香雕花大床、尺宽的踏凳、香樟衣柜、黄花梨座椅、香枝书架、鸳鸯锦被。

　　年华似水，冬去春来。一夜间，张家大院的祥和与宁静消失殆尽。爷爷34岁那年倒在三尺讲台再没起来，留下奶奶和三个孩子。当时伯伯九岁，爸爸六岁，姑姑才四岁。

　　屋漏偏遭连夜雨，顶梁柱倒了，大饥荒来了，一双手要养活四张嘴！奶奶疯狂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喂到咕咕叫饿的孩子嘴里。饿急了的年幼的伯伯跟着人到远方讨口去了，年幼的爸爸则承担起从他外婆和大姨家背粮回来的任务。

　　然而更大的风雨随后来临。文革开始了，张家被赶出祖上的大院，家当被没收，奶奶被戴上高帽推上批判会，三个孩子在台下撕心裂肺哭泣。站在奶奶对面的是所谓的“红五类”，他们趾高气扬，狰狞恶狼状，打翻你的一口稀饭，“喂狗也不给你吃！”奶奶只能哑然。

　　两个孩子在饥饿中慢慢地长，面黄肌瘦，生命脆弱得像风中的灯草。有一次，父亲饿晕过去，奶奶急疯了，跑到后山寻了把南瓜花，让父亲活了过来。那南瓜花连茎是能吃的，记得小时候妈妈炒过好几次，炒得油油的，我觉得挺好吃。

　　年华似水，冬去春来。奶奶靠着一双灵巧的手给嫁女的东家绣铺盖枕头，给死人的西家剪纸糊纸花纸伞，再加上娘家人地接济，基本把孩子拉扯大了，伯伯也回来了。父亲长到十七岁，体重有了六十多斤，猴小胆大，他开始想以后的前途。在社员大会上，他提出要出去学手艺挣钱，每年向村上缴钱抵工分。这是破天荒的一个想法，无异于异端邪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他同村干部吵起来。奶奶害怕地哭起来，娃呀，你怎么能跟干部吵啊？不让出去就莫出去啊！但是倔强的父亲坚持闯天涯去了。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经过多少次斗转星移，春天的小草彻底冲开冰雪萌发出来，径直生长。爸爸有了妈妈，妈妈有了我，而奶奶老了。

　　奶奶是个豁达、温和的老人，皮肤白净。她总是穿着用米汤浆洗过的衣服，春秋天脚上换来换去不过是黑色的平绒布鞋，没有一丝灰尘；她知书达理，受人欢迎，几乎每个从大门口经过的人都和她热情地打招呼。

　　奶奶有挺多爱好，她背着小竹兜装上香蜡纸钱去庙里拜佛，带着众人诵经。她还戴着老花镜看古书、看川剧，也常唱戏哼歌。“教我唱歌吧，奶奶。”她于是教我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站望。你那美丽的笑脸，就像那红太阳。”奶奶是那么的轻松快乐，仿佛她就是歌中那个美丽的姑娘。她不跟我讲她在那苦难的岁月里都经受了些什么，也从不抱怨什么。在她脸上我只看到平静和安详，那些年月带给她的委屈和苦难，早已消融在她额上那深深的皱纹里了。

　　某一天，一个高大的老头突然走进我们家，“这是屋前那棵梨树结的，树老了，结得越来越少了，请你们尝尝。”他递过来一网兜黄梨，热情却犹豫地说道。奶奶接了，说了声谢谢。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就是以前生产队的队长，当时狠狠欺负奶奶母子的人，他给的这梨子在队里是出了名的甜。

　　某一天，奶奶走了。她躺在棺材里，道士诵经为她送别在这人世的最后一程。这时，又是那个老头奔进来，笨拙地跪倒在奶奶的棺材木前，老泪纵横。我想，奶奶一定早原谅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