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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痛的故事》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作者凯博文以其独特的文笔和鲜明的人物塑造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这本社会科学、小说已经连载到了参考资料，总字数超过20.0万字，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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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推荐

第一章 症状和异常的意义

第二章 疾痛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

第三章 疼痛的脆弱和脆弱的痛苦

第四章 生活的痛苦

第五章 慢性疼痛：欲望之挫折

作品阅读

第五章 慢性疼痛：欲望之挫折

第五章 慢性疼痛：欲望之挫折

疼痛像失控的火，在我的骨头里漫窜，

现在焚烧我的又是什么？

愿望，希望，欲望。

——西奥多·罗特克（1982，246）

知识和意图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必要部分，所以，所有的行为都带有意志因素。然而，这一因素常常可能被淹没。

——罗伯特·海尔布伦纳（1986，193）

疼痛与自由

安蒂根妮·佩吉特是个五十七岁的画家，她的上背部和颈部疼痛已经八年半了[1]。她是个外表紧张、脆弱的女人：身子高而虚弱，皮肤细白，脸部表情绷紧，双眼外圈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十岁。佩吉特夫人走路的姿势僵硬，常常左右扭动脖子，似乎是为了消除颈部的僵硬或痉挛。偶尔，她脸上会出现痛苦状——转瞬即逝，无声，也无任何说明。我第一次与她面谈是在一个非常寒冷潮湿的冬日。然而，尽管天气冷得令人麻木，她还是坚决而有礼貌地要求我关掉办公室的暖气，因为暖气可能会使她的脖子处于通风环境，这样会加剧她的疼痛。

疼痛是持续的，有阵发性的恶化，不疼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佩吉特夫人描绘她的疼痛是“脉冲状的、厌烦的、尖锐的、放射性的、钻心的、勒紧的、烦扰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每日的肌肉痉挛使疼痛变得复杂化：在几分钟内，它们使疼痛严重恶化，然后用数小时时间，非常缓慢地减轻疼痛。可待因[2]、各种止痛药和消炎药都没有什么用。疼痛对气流、伸展双臂、诸如体育运动或激烈锻炼等身体的活动，非常敏感。疼痛在上午比较温和，下午三四点钟则较严重。因为疼痛，佩吉特夫人对未来感到烦恼、惶恐，无法做任何事，终日郁郁寡欢，没有任何事能使她产生“喜悦和兴趣”之感。长期以来，疼痛也加剧她下决心作决定的困难。疼痛刚发作时，曾使她的更年期潮热加剧，现在则造成一种持续的紧张感，而且使佩吉特夫人每天晚上感到虚弱和疲惫。

安蒂根妮·佩吉特的疼痛是车祸造成的。1975年圣诞节前一天，她和一位朋友驾车一小时从在芝加哥的家出发去采购节日礼物。回来时，她们开在一条高速主干道上。

我想我当时正在回想过去，思考我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将来怎么办。圣诞节似乎使家里的所有问题变得更现实。突然，一辆汽车冲到我们前面，它的后轮胎爆了。为了避免撞上它，我的朋友急速转向，导致我们的车在冰上打滑。结果车被甩出，先是撞在道路的护栏上，接着旋转冲进反方向车道上。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设法没被迎面开来的车撞上的。我的朋友没事，但我却扭伤了身子，肩膀上有严重的瘀伤。但在震惊情况下，我根本不觉得，也没想到自己受伤了。我想我意识到自己太容易就这么被撞死了，能活着，已经不错了。第二天，疼痛才逐渐发作，在几个星期内越来越严重。起先，我感到背部有蠕动的感觉。一个月后，出现了所有现在的这些疼痛症状。只是，第一年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我想我的身体顶着斜勒的安全带，被很大的力量甩动，骤然间甩向不同的方向。

佩吉特夫人如是描述她的疼痛来源：

像是有一大块——红热的——肌肉、神经和筋腱在我后背上部集聚成团，似乎被拉向不同方向之后，每一样东西都裂开了，发生了许多过度的拉扯；感觉疼痛似乎与紧迫、紧张有关；疼痛会发射到我的颈部；颈部有时感到僵硬，其余时间则感到脆弱、虚弱，好像会折断。

我希望它会逐渐好转，但我担心它会越来越恶化，变成关节炎和机能退化。它限制了我的身体活动，影响了我的工作，但我最担心的是它会妨碍我正在做的事。它还没有消失，这让我泄气。不，这不是正确的字眼：我感到我极度失望，非常沮丧。

反复的病情检查记录了软组织受伤，并有几个触发点会引起肌肉痉挛，但没有发现骨骼和神经系统的严重伤害。精神病学的评估表明，安蒂根妮·佩吉特有浅度的慢性抑郁，它起始于车祸发生后的第一年；她的健康曾受到几次严重的压抑和惊慌失常的干扰，每次持续数月，对服用抗抑郁药物和短期心理治疗有反应。普通的焦虑期曾使抑郁和惊慌复杂化。在车祸之前，她不曾有过任何精神疾病，虽然她说自己是个经常焦虑的人，从孩提时起就抱怨各种模糊的身体不适——这些抱怨被她的医生认为是身心性的，即精神性问题引起的身体征兆。她小时候患过风湿性心脏病，这给她留下心脏杂音的后果，但没有症状，也没有临床证明显示她目前患有心脏疾病。

当我处于紧张关系中时，就像有许多东西勒在脖子上，有一种拉扯的感觉。我好像看到一个地方——纤维缠绕卷成一个球——在那里拉拉扯扯。好像有两条长长的绳索正在被拉紧。我把它们看作是红热的线，好多。在我画画时，如果不小心，颜色混在一起，弄成了一个斑点，破坏了画面。我把它看作是那种情形。

疼痛在她的工作日的关键时刻加剧。她只能在她的画室里工作两个小时左右。当她赶着完成一幅画，或者挂一幅画时，她感到她的脖子僵硬，那么，当天她必须停止工作。

在我与佩吉特夫人面谈的十八个月中，疼痛对于她的主要意义，是在与她面谈数次后才显露出来的。在我们间建立起信任的关系后，她终于告诉我，疼痛是如何与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相关联的。

它控制了我，设下了局限。我只能走这么远，不然，它就迫使我停下。每当我必须做某种体力活动，或者处理有压力的情况时，疼痛就可怕地加重。我不得不停止思考我在婚姻上必须做的决定，放松以控制疼痛。当疼痛严重时，我不能处理我的经济和工作上的问题。

对我来说，做到独立、不让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经济上缺乏保障，使整个情况难上加难。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完全独立，而且，我觉得自己造成家庭破裂，有犯罪感。另一方，我又向往能掌握自己生活的自由。现在是左右为难，我感到有点忧郁。

你猜我想到了什么？僵硬的脖子就是一种象征，是我向往的形象图标：坚忍、不低头。而这个脖子又是脆弱、易受伤害的——正好相反。这就是我，或者就是我害怕成为的我。僵硬的脖子还是脆弱的脖子？这是疼痛的结果？抑或疼痛只是表现我的主要生活压力的途径？我不是说疼痛不是真实的，而是说它存在并携带和表达这种意义。我将继续生活在这个隐喻中。你看过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那些耶稣柔弱地挂在十字架上的油画作品吗？他头下垂，手臂张开，颈部承受如此重的压力。当我停下工作，看自己正在画的画时，正是这种情形，把压力都集中在脖子上，致使疼痛越来越严重。

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推测这就是最后这个形象的意义。正如她所说，不是被疼痛，而是以疼痛为标志的某种其他东西。当我们了解了安蒂根妮·佩吉特的其他生活部分时，这些东西就清晰地浮现了。但首先，她表达的主题值得强调。这就是，她为独立、坚强、掌握自己生活所做的努力，不被疼痛或任何它所象征的东西所主宰。她有强烈的被压迫感，也有同等强烈的要站起来的要求。正如她另一次所说的：“从捆住我整个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是的，冲突因自由而起。”

与佩吉特夫人的这一主题相联系的生活问题，起始于她的家庭历史和童年。佩吉特夫人是第五代美籍挪威人，是有强烈的独立性、重视家庭的新教徒移民的后裔，他们定居在明尼苏达州的北部。她的祖先——不论远近，都是技术工人。佩吉特夫人是她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最早离开闭塞的乡村家庭者之一。最疼她的祖母常常告诉她，因为她是女的，生活将会是冷酷而没有回报的。

她的祖先都是信守宗教、顽固、不喜欢改变的人。她的父亲是个列车车务员，一直想成为律师。但他只是个高中生，家族的传统观念使他过分担心家人的健康：安蒂根妮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有病，以及个人问题，于是安于现状。“当我们出现症状时，他如临大敌。并不是想方设法督促我们的治疗，而是变得焦虑，甚至害怕可能的后果。”平时，家庭的风气总是严厉的、疏远的、“紧张的”，当孩子生病时就变得更紧张了。

为了防止生病和受伤，我们在活动上也有许多禁忌。我们不出远门旅游，不在外过夜；遇上闪电雷雨，必须待在家里以免意外；我不被允许交男朋友，不准在朋友家过夜。这很可笑。尤其是，对比我是如何对待我的四个孩子的，这一切显得那么压抑。但当时我都接受，认为生活本该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反抗过，一次都没有。

安蒂根妮·佩吉特十岁时患风湿热。由于她父亲的担忧，加上她的家庭医生保守的医疗观念，她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床上静养，以求康复。后来，她的症状都消失了，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但她父亲仍要她在当地读大学，住在家里；甚至她毕业后，出于对她健康的担心，仍不让她离开家乡，认为她需要父母亲的照顾。

我屈服了，否则，我会有强烈的犯罪感，我不能忍受这种感觉。（是否应该说，我是被迫感到的？）如果我不按照我父亲和母亲的期望去做，他们都会很不高兴。他们希望我留在家里，把家庭放在我个人之前。我有一种渴望，想要挣脱、抛开这一切，自己独立。经过数年的无谓挣扎，无法决定之后，我终于挣脱了。不过那是后话。

从小我就很明白，不能让父亲不高兴，因为他是个容易焦虑的人。我不知道家人曾是怎么告诉我的：担心会使他生病，还是直说，担心会使他更加神经质。但我知道，如果我让他太担心了，我就会伤害他。

宗教在此有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原教旨主义信徒。我从小受教育，要相信罪恶是现实的，我们都需要自我控制、忏悔和上帝的恩赐。我受到的教育是，要遵守上帝的戒律，这是好的行为。我完全相信魔鬼的存在，如果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它就会控制我。我记得大学是如何改变了这一切。如今这些观念都成了隐喻，但它们曾经根本不是象征，而是真实的东西，以及因它们而增强的压迫感。我对宗教的疑问是我的秘密，我的需求和抵制，事实上，还有我自己，都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我紧守秘密，抑制自己的需求，不违抗、不叛逆的做法。我七岁时，有个邻居开始，他开始，对我性骚扰。我试图告诉我父母，但他们不相信我。最后，他停止了。但我永远学会了保守秘密。我心中留有一个隐秘的角落，因为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内心的苦恼和伤痛。我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对此，我内心有许多无法表达的愤怒。对于我父母过度的保护方式，我内心深处仍有种感觉，如果我批评我的父母，他们就会倒霉。好像语言本身会奇迹般地导致某种可怕的事。

最后，安蒂根妮·佩吉特还是挣脱了家庭的束缚。“我下决心成为一个时装设计师，到远处一个浪漫的地方去，到意大利去。当然，我没能去意大利，但我真的去了芝加哥，真的在那里的一家画廊工作。”这是佩吉特夫人挣脱其父亲的沉重控制所采取的最激烈行为。“这把他吓坏了，而我也担心他会多么生气。”然而，她确实独立生活了，至少实现了她的一小部分梦想，并幻想更独立的生活。

“后来，我又屈服了。我离开了在芝加哥的工作，不过那是在我接受画家训练之后。我回到家乡，并遇到了我的丈夫。至少，我已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虽然没走多远。”

回顾多年的婚姻生活，安蒂根妮·佩吉特承认结婚时缺乏个体意识，没有形成足够强健的自我认同。“我年纪不小了，但仍尚未有自我意识。婚后，头等大事不同了，但仍然不是我的。过去是我父亲的担忧排第一，现在是我丈夫的学术事业占据优先地位。”佩吉特夫人在流产后三个月时，变得抑郁，出现忧伤、易怒、虚弱、疲劳、失眠和没胃口等症状。回想起来，这些症状表明，佩吉特夫人已经患有严重的抑郁性异常，但当时没有被诊断出来。经过数年不得要领的医学检查和各种缺乏针对性的治疗，症状消失了。

不管怎样，它确实改变了我。有种悲哀和伤痛深深地埋在我的内心深处，这是一种内心的痛苦。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有时，完全出于意外，我感觉到它的喷发。那是一种极度的悲哀，一种孤寂，一种空落落、受伤和绝望的感觉。在这种时候，我索性放开自己，沉浸于悲痛，倒没有太多的号啕大哭，而是一种深深的悔恨，悲叹。

在她和她的丈夫领养他们的大儿子仅仅六个月后，她的疾痛导致她住了好几次医院。她原本一直作祟的犯罪感因此而加重。因她住院，她有好几个月不能照顾她的儿子。当她提到自己的负罪感时，她哭泣了：“我很想做个最好的母亲，想起自己犯的错误，就苦恼不堪。我不懂得母婴联结，这对他有不良影响。他性格退缩、迟疑。我觉得那是我的错。”

佩吉特夫人的丈夫像她的父亲一样，希望他的妻子顺从他，而她也做到了。结婚早期，为了他的学业，为了他的第一个学术职位，为了他的教职，为了有利于他的职业发展，他们频繁搬家。对作这些决定，安蒂根妮·佩吉特很少参与意见。她希望自己能容忍这种格局，她做到了。她把痛苦留给自己。

车祸使我想到了自己的死亡，想到了自己正在如何度过一生。我从来不大与我丈夫谈起痛苦，它好像成了我生活中很不相干的东西——某种可怕得不能说的事。但眼下情况已经变了。身体的疼痛感觉变得无可忍受，并且携带着另一种涵义——内在的痛苦，它使我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必须行动。

在车祸发生后的第三年，她决定与丈夫分居。于是必须自己养活自己，靠绘画维持生活。孩子们都已长大。他们先与她住，然后与她丈夫一起住。最近，他们有的独立生活，有的离家上大学。他们都希望父母复合。现在，安蒂根妮·佩吉特正处于作决定的节骨眼上：要么回到丈夫身边，要么与他离婚。“很难说决定会是什么。当快要回去时，我变得非常担心，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在深层次上真正沟通，我怕情况很快会回复到以前一样。”

她说，导致分居的主要原因是：

疏远冷淡、缺乏沟通，积怨得不到处理、回避、不开心，以及没有能力调解冲突……现在我很孤独。但以前，我觉得被别人所控制，自己没有力量，不能为自己作主。我感到自己活在别人的影子里，被忽视了。好像我的丈夫就是我的父亲——他做所有的决定。我只能听之从之。

当我们关于安蒂根妮·佩吉特的这个拖泥带水的两难决定的谈话快结束时，她变得心烦意乱。她问我：“作为一个精神病医师，你懂这个领域。我到底能够做出选择，解决问题吗？”

我明确感到，她的疼痛，作为一种可怕的经验，连同对她的独立和自由需求的影响，使她免于对婚姻作出最后的决定。毕竟，要做这样的决定，实在太痛苦。安蒂根妮·佩吉特无法解决内心的矛盾，这伤害了她的自信心，加剧了她的痛苦，使她与周围环境疏远。她不能面对在家庭与自我之间作选择的痛苦，正好，疼痛使她不必作出要么拆散家庭，要么压制自己的决定。

关于疼痛对她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安蒂根妮·佩吉特这样说：

如果我觉得疼痛完全不存在了，那是有人在更高的能量层次上起作用。我发现自己外出参与更多的活动，进入新的领域。在我的创作方面：自从车祸之后，我在工作室里有了一些变化。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喜欢我的工作。画室与疼痛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就像我必须对自己的生活作决定一样，画室工作也同样导致疼痛。

我认为疼痛干扰了我生活的可能性，阻碍释放我内心沉默和隐藏的东西，使我与别人隔阂。当我想要作出明确决定结束婚姻时，我就会想到了那些新关系；对与其他控制我的人的新关系，我又心情矛盾，还会有犯罪感，于是我克制自己，不准自己有这种感觉。而疼痛控制了这一切，我唯一能想的只是它有多痛。

我对放手自己生活，没有把握。孤独并不太坏。但当我寂寞时，疼痛总是恶化，难以承受。经济上我还能过得去，当然只是勉强维持。在画室里，孤寂感、剧烈的疼痛、选择的痛苦、缺乏健全的心理、所有威胁我的愿望等，都会妨碍我的自我约束和完成工作。

这痛苦，我指的是我婚姻中的问题，是我不能回去让丈夫重新主宰我的生活。带着这种痛苦，我变得越来越不开心，因而需要为自己做些什么。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婚姻，就像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我无能为力。我想，不管有何种自我意识，我最终都将会失去。我的祖母总是顺从祖父，我仿效了她。分居后，我开始又有了力量。

我最后一次与安蒂根妮·佩吉特谈话时，她的疼痛又加剧了许多。关于搬回去与丈夫试住一段时间的决定已经推迟。她已无法在画室工作。看来，她的未来完全与我们刚开始面谈时一样不确定。

诠释

每个患者都带给医生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疾病陷入意义之网，也只有在特定的生活背景下，才会有这些意义。但为了理解生活以及由它产生的疾痛经验，我们必须把生活和疾痛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关于生活和疾痛的故事，以及在患者生活环境中诠释它们的机会，既吸引着医生，又使他们有排斥感。他们有兴趣，是因为在此过程中，他们有可能了解个人及其生活环境是如何影响病症的，同时又是如何受病症影响的。许多医生认识到，这是对慢性疾病提供人道和有效医疗的最实在的途径。他们排斥，是因为他们担心故事会使他们纠缠不清，可能遮盖疾病的迹象（从而使诊断更困难），或者干扰了针对疾病的治疗计划的实施。

安蒂根妮·佩吉特的诉说，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患者的故事对医生治病救人有关键的作用。我自己在这个病例中的角色，只限于记录故事的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确信，对佩吉特夫人有效的临床治疗，必须既把疼痛当作身体经验，又把它看作个人的危机来处理（必须把后者看作主流文化压力和患者个性使然）。只注重身体，或只注意个人生活危机，都会歪曲这个问题的心身统一性。在我的临床经验中，我曾经目睹这种片面的治疗，一次又一次使问题更严重，而非解决问题。安蒂根妮·佩吉特案例的解决方案中，必须考虑慢性疼痛与争取自主的相互影响作用——她疾痛的统一主题。对她的治疗必须包括心理治疗（或许，还应该做家庭治疗），集中针对这个主题及其与疾痛经验的关系问题。而且，必须把这种心理治疗当作医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生理治疗之外的独立活动。在第十五章，我为医学心理治疗系统拟出大纲时，头脑中一直出现安蒂根妮·佩吉特以及本书中描述的其他患者的影子，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个系统特别强调医护人员通过真切地见证患者的疾痛经验，并诠释其主要意义，重振医疗道德精神的任务。对佩吉特夫人来说，心理治疗应该包括对其已受伤害的同情安抚，并对她陷于僵局的婚姻给予切合实际的、能解决问题的辅导。虽然，安蒂根妮·佩吉特过去也接受过心理治疗，但那并不是针对其疾痛经验产生的亟须解决的问题的。因此，它的无功效并不奇怪。

安蒂根妮·佩吉特为争取自由的努力表现了她个人生活故事的原动力，也表现她作为一个患者阶层代表的角色。在美国中产阶级中，家庭生活的传统观念与因现代社会发展而增强的个人追求自由的欲望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冲突。中产阶级妇女以明白的躯体化语言表达苦恼，把她们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同这一冲突的普遍文化压力联系起来。显然，安蒂根妮·佩吉特对独立生活的追求犹豫不定，至于其文化背景因素和社会动力，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不是我用几句话就能判定的。[3]毋庸讳言，在现代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中，很大一部分妇女生活在各种压力下。一方面，社会文化期待她们发挥个人的潜力。在表层上，这常常意味着她们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或至少有份家庭以外的工作；在更深的个人层面上，这一社会观念必定要求人们去追求真实的自我意识，以及它的表现（所谓的自我实现）。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化中，这已经被强调为个人道德的核心要求（Bellah等，1984）。这一期待也是消费社会里流行的商业理念的基础，但如果把它看作是电视广告的虚构故事，那就错了。这是社会极力向儿童传播的文化要旨——它引导他们的内心发展，影响他们内在世界的变化。对成年人，它指导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身份地位的评价：“尽你所能，不枉此生。”这成了我们每个人内在化了的信条，并不知不觉地把它运用于自己的周围环境，以致最后，我们发现它是“现实”世界的“本该如此”的一部分。

对女性而言，有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她们必须面对另一种同等强大的养育使命——建立、经营家庭，并维系家庭的稳定，这就与这个文化观念发生了冲突。在现代职业女性眼里，这种相反的道德要求简直是对她们的贬低，至少它必然与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相抵触。事业与婚姻的矛盾、外出工作与家务的矛盾、自我表现与关爱支持别人的矛盾——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都是同一核心文化冲突的表现，是由指导如何做人的对立价值观造成的双重束缚。安蒂根妮·佩吉特正是被困于此：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已经成为她与同龄人的共同危机。然而，她的问题由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环境而恶化。使困境转化为悲剧的因素包括：加剧个人需求的特殊的原动力，以及为了达到双重目标，她们在生活资源上遭受的相关损失或剥夺。过度压力以各种方式呈现——从沉默的绝望到爆发的愤怒——但苦恼的肢体习惯表达却是共同的，足以使它成为北美社会中医生研究把握的对象。

安蒂根妮·佩吉特的决定是关于要不要离婚，选择是否应该为她精神上的追求而忍受拆散家庭的痛苦，或者为了家庭而压抑自己。并不是这个凄楚的选择使她变得脆弱，事实上，她在这选择前本来就如此。她的疼痛不仅表达她的犹豫不决，也使她有理由犹豫不决。她认识到，她的任何决定，对她的丈夫、孩子和父母将有关键的作用，但却不能解决自己个人的问题。这一问题根源于她早年的生活、她祖先的传统，以及西方社会的结构体系。在她的心目中，义务，这个她很少用到的字眼，与权力有着同等分量，如同忠诚与叛逆也同等分量一样。她的义务与个人意志自由，与社会的秩序有着与生俱来、终身相随的历史性冲突。她知道，疼痛的意义就来源于这些泉源。她的疼痛意义是单一的，前后一致，这在我的医疗和研究经验中是不多见的。像她的生活一样，强大的驱动力一再造成核心冲突，她的疼痛也受到同一驱动力的指令。不管心理分析家将如何分析这个案例，那种驱动力都并非是神经性的反复，而是社会环境与个人经验之间的辩证运动，持续使她经验中的每一个新方面合乎这个冲突作用。要想了解她的慢性疼痛，就要了解这个心理与文化的驱动力。这就是说，她特殊的生活条件与普遍的文化状况联合起来使她的疾痛经验趋于恶化。疼痛是这两方面的象征，因此，对它的治疗也要求探讨这两者。

[1]这个案例是几个慢性疼痛患者经验的混合。这些经验非常相似，所以我认为把它们合并为一个案例很适合。给这个案例的主角起假名安蒂根妮，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这个名字的讽刺性。故事的真实主角（佩吉特夫人）无法选择，从而加深了自己，也许还有别人的痛苦。而神话故事里的主角（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的选择则太绝对，太没有余地，从而也为自己和他人引来一连串悲剧后果。其次，我想以此来暗示，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1958）对马丁·路德的治疗，解决个人疑问的方法，也可能表现或有助于摆脱文化困境。

[2]自鸦片中提取的碱质，用以镇痛。——译者

[3]关于以往150年的英国妇女的文化困境，以及它与精神和心身异常的关系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舒瓦特（Showalter，1985）的著作。书中谈到的因果与我所描述的那些现代北美女性相似，这无疑暗示了西方文化的更为长远深层的困境。

小说《疾痛的故事》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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