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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是四九年生人，属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也是成千上万个新中国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之一。

　　老爸很幸运，也备受折磨，幸运的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翻身农奴把歌唱。不幸的是，老爸十一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当时他刚满十一岁。爷爷走了，丢下了孤儿寡母一家九口。小爸（叔父）最小，年仅半岁。老爸是家中唯一年纪最大的男丁，上有四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和年仅半岁的小弟，奶奶是缠着小脚，走路不稳当的中年妇女。

　　那年，恰是一九六零年。

　　三年自然灾害，把这样一个家庭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为此，老爸辍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农业社队长看他年幼，做不了重体力活，就让他放牛、放羊，每天挣五分工（算下来，好年景每分工值五分钱，年景不好也就一、二分钱），贫穷的程度可想而知。这样过了三年，队里的老会计不知出了什么事，队里无人当会计，老爸念了四年书，会打算盘，会算账，所以，他是最合适不过的小队会计，结束放牛娃的生活。听人说，他在小队干了两年的会计，是全大队小队会计中最出色的一位，所以，在他十六岁时，被选拔到大队当会计。这在当时社员同志们的眼中，已俨然成官了。然而，这个家庭并没有因为这个官而改变什么。在我懂事时，听我奶奶讲，三年困难时期，先饿死了爷爷，又饿得小姑四岁时还不会说话，小爸无奶可吃，饿得成天哭叫。家里就靠“淀粉”（把野草粉碎叫淀粉）、苦苦菜、以及很少很少的红薯面和在一起烧汤喝。别的大队干部都私分粮食，可老爸就是不要。听后简直不可思议，我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儿女听，他们竟然不屑一顾，让我恼怒至极。但细思之，他们没有经历过，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也难怪老爸老妈抱怨娃娃们不节约粮食。也是，他们虽然会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无法体会到，到底有多辛苦。唉！现在的孩子令人担忧。

　　老爸由于能吃苦，积极向上，十八岁就入了党，二十岁就当上了大队副支书，后来分了大队，又当上了支书，他这一干就放不下了，一直干到公元二零一二年。中途还在乡上办的粉丝厂，当了五年厂长，辞职后，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几十年来，他经历了“社教、反右、文化大革命、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多少人上上下下，有的还犯了错误，可老爸一直相安无事，并深受乡邻和上级部门的好评。并且有两次脱产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老妈有时念叨着，如果你爸那时去公社信用社当会计，现在还有些退休工资。言语里充满着遗憾。面对妈妈的唠叨，老爸只是笑笑而已。

　　老爸，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庄稼把式，一个令我敬畏一生的父亲，经历那么多复杂的历史性时刻，而且赢得众位乡邻的爱戴？

　　老爸几十年虽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确实干了一些为民的实事，从我记事起，他和大队干部，千方百计为三个生产队修筑了大坝，不但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最重要的解决了交通问题，结束了一车粮食两个骡子拉，加上好几个人推，才能从河沟里拉上来的历史。记得在修我们庄里那个坝时，由于资金和人力问题，他带领几个村干部，拉着自己的架子车干起来，社员们说是蚂蚁搬家。他跑县上、乡上，一趟又一趟，解决了一些资金问题，但缺口较大。又挨家挨户做工作出人力，历经两年，终于建起了大坝。当大家拉着庄稼，轻松地走过坝面时，都笑着说马支书给咱村办了件好事。八十年代末期，我们村农田基本改造，是我们乡第一批，把陡坡地变成了梯田地。还清楚地记得，老爸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作动员工作的情景。

　　老爸今年六十六岁了，四年前退下了他的岗位，离开了农村，随子女来到了城里，这对他来说，也是无奈地选择，他虽然不说什么，但我能体会到，他对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那块贫瘠土地的无限眷恋，他变得有些少言寡欲，额上的皱纹也明显增多了，两鬓已是华发，笑容明显少了很多，只有老家的亲戚朋友来看望他时，才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和侃侃而谈的叙旧。

　　城镇化使农民离开了土地，是老爸离开他为之奋斗，为之骄傲的地方。不知对否，我不能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