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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草一木，那山那水那人。因分别而产生距离，因距离而彼此惦念，因惦念而相互守望，因守望而发现美。于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或深或浅或浓或淡地缠绕卷裹着漂泊疲惫的心灵。于是，有一种萎靡不振的心绪叫做相思，有一种迫不急待的相思被称作乡愁。

每到佳节倍思亲。中国最隆重的节日非春节莫属。这种启自殷商时代的族群文化，深深烙下黄河与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印记，承载着华族对天、地、人神的敬畏与信仰。因此，从王庭到牖门，虔诚的祭祀与祭祀后的载歌载舞，依然在千年以后的中华大地倾情回放。

乡愁来袭，离家在外的中国人组成了世界上一支规模庞大的迁徙大军。他们归心似箭，选择的交通工具五花八门。他们迁移的路线非常清晰，目的地非常明确。家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人口流动的唯一方向。历尽路途中的雨雪风霜，遍尝到家前的千辛万苦，带着抵近家园的兴奋，品味着回家的甜蜜与幸福。

在同一个地球上，除了秋去春来的候鸟、水体中鱼族的生殖洄游与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大迁徙，应该没有哪一个族群，因为一个节日，让一个泱泱大国自上而下地动员起来。我非常关注关于春运的相关报道，震憾于机场车站码头上攒动的人潮与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摩托车大军。尽管旅途遥远，尽管一路风尘，尽管疲惫不堪，但提到回家过年，人们从内心绽放出的笑容，足以温暖即将逝去的这个冬天。

“春运”这个热词，绝对是二十世纪中国农民工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而一个春字，就足以让人想望，让人品味，让人兴奋。而生活中的第一缕年味儿，似乎也是从春运急切的脚步声中，从一张张或紧张或轻松的面孔上，从一个个沉甸甸的行囊里得到悄然释放。这种释放艺术地化解了焦虑与躁热，又巧妙地营造出渐近渐浓的节庆气氛。

乡愁是灵魂深处的伤口。曾在无数个月明之夜，对着故乡的方向，眼含泪水悄悄舔噬……如今，漂泊的灵魂被托运回故乡，疲惫的步履再次将荒芜的庭院唤醒。拆掉钉在门窗上的木板，从里到外为远道归来的心灵，进行一次彻底的接风洗尘，擦拭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家什，清点一件件陌生而熟悉的旧物，心中翻滚着睹物思人的百转千回。

关东人过年讲究丰足。繁体的丰字难写也难认，可我觉得金文的那个最有趣：上面是一个人把两束麦捆挑进谷仓。我愿意把外面那个“U‘形框解读为谷仓而不是院子，因为谷仓比院落更能表达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谷仓在某种意义上是小康的符号。下面是一个豆子底。麦和豆，寄寓着我们先祖对农耕文明认知的底限。

若非诗书继世之家，很难有成套的笔墨纸砚。初通文墨的庄户人，有笔墨足矣。写春联时，素净的瓷碟充作砚台，饱醮墨汁的狼毫，在红纸上首先书写的是“人丁兴旺”与“光宗耀祖”几个字。从中挑拣出最好的，请进家庙或者供奉着宗亲灵位的堂屋，换下褪色的旧联。接下来，运笔如风，肆意挥洒，一改先时的虔敬，在事先裁好的红纸上，写下五谷丰登的祈愿，写下六畜兴旺的祝颂，写下金鸡满架有蛋就下的春条，写出一段肥猪满圈的笑话，勉励后人勤奋刻苦读书。

现在，粮仓颓圮，牛马为农机取代，鸡鸭鹅猪进入饲养场，这支腾龙走蛇气运生动的笔迟疑了，生涩了，滞缓了，但依然镪锵地绽放出心中的玫瑰。年的味道就从这朵朵墨梅间悠然而出，溢满了草舍农家。贴上春联会让破瓦寒窑蓬荜生辉。没有人准确地告诉我，这种感觉是否透出年的味道。但我却是格外喜欢，一瞬间，我会感到七经八脉茅塞顿开，浑身上下神清气爽。

人间有味是清欢。给我留下终生难忘印记的是母亲的春节。

那是四十年前，物质极其匮乏的七十年代，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没有解决温饱。镇上只有一个逢星期礼拜开市的小集，冬天里几无可买，只有农民自产的葱姜蒜和土豆萝卜白菜，卖给镇上的小市民。过年了，会有花生、鸡鸭鹅蛋、猪肉售卖。平日出售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的公营日杂商店，也会摆出咸鱼和味精。至于木耳、银耳和蒜苗，已是人们能够买得起的最精致的年货。

我们家的年货总是很少很少，远远不能满足我们胃口的需求。几块猪肉，几条杂鱼，一包花生，半袋醮果，两斤朝子糕，一缕蒜苗，半斤水果糖，一挂小鞭，几个二踢脚……连大米和白面也是按人头半斤的量公派的，因此，那两只盛装细粮的布袋，总是清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和母亲的重要物品一起珍藏在柜子里。虽然今天盘点起来让人揪心，但当时我们却曾为花花绿绿的鞭炮和漂亮的塑料糖纸而欣喜陶醉。

母亲并不因钱少不能过个肥年愁眉不展，也不因一家老小没能都穿上新衣服唉声叹气。她变着法地粗粮细作，用油盐葱花和面粉炮制出各种美食。母亲讲究，在她的口传心授下，我们学会了一些节令。这节令到了今天读书人的嘴里被唤作年俗。在母亲的年俗里，有两项令我费解，甚至引起我的迁怒。

过年前，擦玻璃的工作，事前分配给了哥哥和姐姐。扫院子的活儿，被我主动承包下来。扫院子也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劳动，他需要精心细致的整理，哪些东西需要转移出去并堆放整齐，哪些东西要转换位置重新摆放，哪些东西破损到没有价值才能彻底抛弃。井然有序地搞定这些之后才是洒扫。洒扫并保持得草刺皆无才能得到母亲的夸赞。除夕，母亲却率先破坏了我的劳动成果，她不知从哪里抱来一捆芝麻秸秆铺在房门前，召呼哥哥、姐姐和我过去踩，听着脚下噼噼叭叭的秸秆破裂声，欣慰的笑容洋溢在母亲素净的脸上。哥哥和姐姐兴高采烈，欢呼雀跃，造出很大的声势。可我却低着头，撅者嘴，狠命用脚跟跺着芝麻秸杆。看着满地芝麻杆的碎骨，我胸中腾起一股歪火。母亲一定是觉察到了我的不快，她放慢步子，伸手抚摸着我的头。母亲掌心的温热瞬间驱走了我的心魔，我忘乎所以地跳着、蹦着，一家人载笑载言。

现在，我才读懂母亲，那是她主持的一个祈福的仪式，虽然简古，却有所寄托——冀望着今后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除夕夜，全家人忙活着燃放鞭炮，接神吃饺子，母亲却腾出手来，让我和哥哥到柴垛抱几捆柴回来。我很不情愿。因为屋子、院子是我打扫的，抱回柴火堆放，一路上定会落下柴叶。屋子里堆柴火也不美观。哥哥同样没有理解母亲的意思，母亲不管，一再催促我们动身。从灯火通明的室内钻进一片漆黑的室外，抱回她希望得到的“财”。看着我们成堆成堆地码放起来，母亲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把饺子端到我和哥哥的面前。

我结婚以后，看见岳母在除夕包棕子。清水浸泡透了的苇叶和马蔺，复元了它们夏日里的鲜活。那种失水后重新苏醒的绿色，更增加了内心深处对春天的憧憬与渴望。绿色的棕叶，在岳母红色的掌间卷成喇叭筒状，伸手在水盆里抓一把浸泡得晶莹瓷亮的糯米装填进去，折叠棕叶，然后抻出一根马蔺拦腰绕上几匝，灵巧地系一个蝴蝶结儿，一个棕子便诞生了。岳母包的棕子绝对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就如同戏台上一个大腹翩翩腰横玉带的京官。岳母除夕夜把亲手包亲手煮的棕子放在锅里，巴望来年自己的夫、子、婿、女挣更多的银子。因此，她们在过年时故意把棕子叫做“挣子”，有时也会在棕子里做些文章，比如在糯米里塞进糖块、大枣和洗净的硬币，以求神明赐福于她和她的家人。

而这已是母亲病残二十年以后，我们摆脱饥馑实现了温饱。外出打工、出外求学、经商做买卖的亲人，一年当中只有过年时才得一聚。年成为联结亲友间情感的纽带，也最能惹起离乡人的羁旅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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