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熹文 ：母爱的毒打
有一天，我和妈在电话里聊我小时候频频遭到“毒打”的经历：数学考到95分要被扇耳光;语文生字写得马虎要被掐大腿内侧;有时候放学后贪玩耽误了写作业，屁股被打得又红又肿，第二天都没办法坐在教室里的座椅上。
往昔凄惨的画面全堆在眼前，我咄咄逼人地讲：“妈，还记得那年就因为我写字慢，你拿着椅子毫不含糊地冲我砸过来吗？”
妈沉默了许久，说：“孩子，妈记得。”
几天后接到妈的电话，妈说：“就给我两分钟，我刚从报纸上读到一段话，说得挺好。我记性不好，要赶快念给你听。‘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人说得有道理，妈嘴笨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孩子啊，你原谅妈妈吧，当年打你的时候，我心里认的也是这个理，妈只不过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从我5岁开始，妈就对我进行棍棒教育，坚信“毒打出才子”，因此我的童年结束得特别早，没看过太多的《大风车》和《小龙人》，放学后吃过晚饭就规规矩矩坐在小方桌前做妈买的练习册。
那个时候，妈是多么苛刻，戒尺就放在身旁，眼睛紧盯着我的答案，那嘴角一牵一扯、手掌抬起放下之间，都是我的恐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不是因为争气，而是因为害怕，害怕拿着月考的试卷回到家里，妈的怒气鞭炮一般炸响，一手擒住我，一手拿鸡毛掸子打过来。爸在鬼哭狼嚎的气氛中叹气，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妈并不满意，她觉得女孩子除了成绩好，还要会说英文，要懂音乐，言谈举止中要有点气质和才情。
于是我的周六开始被字母装满，十几岁的我背着重重的书包，独自走4公里的路，稀里糊涂地坐在教室里听一个半小时的英文课。
我的周日从此被音符占据，妈骑自行车送我去学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幽怨地背着琵琶，双手牢牢把住车座的两端，却连妈的后背都不愿亲近一下。
于是我的青春期里，又多了这样的景象：英文书被撕烂，琵琶被扔在一旁，气急败坏的妈，抡圆了胳膊，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我自觉撅起的屁股上。我因身上太痛，眼泪太多，常常看不清窗外的晚霞。
除此之外，妈也限制我的交友自由，她只许我和天天向上的“四眼”小孩做朋友，又完全掐灭了我情窦初开的小火苗。在唯一一次有男孩子向我告白的夏天，那张被我藏在书包深处的小字条，被妈粗暴地搜出来，摊在桌面上，她不分青红皂白地痛骂我，完全不顾把头埋在胸口的我那16岁薄薄的脸皮和自尊……我想很多时候，我都是恨妈的。我恨她逼我成为第一名，恨她强迫我学不喜欢的东西，恨她践踏我的自尊，恨她粗暴的脾气，也恨她的鸡毛掸子和扫把，恨她没收我全部的自由，给我一个苛刻的人生，却从未对自己有过任何的要求。
在我的记忆里，妈从未有过一份长久的工作，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一张脸灰扑扑的，从不用化妆品;衣服是夜市里淘来的大妈款，任腰间赘肉暴露得坦荡荡，也不肯费心藏一下。她没有爱好，没有朋友，没有文化，也没有梦想，每天伴随她的，只有电视、记账本和安眠药。
在整个青春期里，我一边害怕妈，一边嫌弃妈，像是一株不甘被埋没的植物，很叛逆也很用力地向着妈的反面拼命地生长，我才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后来，我果真没有成为妈那样的人。
我每天早上在健身房度过，晚上看新闻、写博客。有一票喝咖啡谈人生的朋友，也有独处的好时光。我读得懂卡勒德·胡赛尼和米兰·昆德拉，看得懂希区柯克和伍迪·艾伦，分得清《欢乐颂》和《蓝色多瑙河》，游走过尼亚加拉瀑布和纽约博物馆，知道霍金只有三个手指头能动，赫本和派克最后没有在一起，当年刺杀肯尼迪的也许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妈收起鸡毛掸子和扫把，不再逼我成为第一名，也不再把我的优秀满世界地炫耀，她变得温柔慈祥，竟然有些不像她。当我把第一本书的著作权炫耀着拿给她看时，她甚至只是淡淡地说：“你喜欢的事，就去坚持吧。”
可是这并不能让我忘掉童年和青春期时的不愉快。我仍然习惯把自己时不时的敏感和自卑归罪给妈，我会残忍地拿“孩子遭毒打跳楼”“青春期少女离家出走”“花季少女自残”的新闻给妈看，妈总是一副歉疚的表情，拿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责、叹气、沉默。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会有一丝邪恶的快感。可我还是不懂，当年的妈，为什么会忍心对我那么苛刻呢？
我最终在心底原谅了妈，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搬家时从一堆旧相册里发现一本陈年日记。这本纸张发黄的日记本上，零零碎碎地记满了妈三十几岁时每天所要面对的家庭琐事：“今天家里买到了便宜的菜，明天孩子又要交补习班的钱;晚上打了孩子，心里很难过;听说三楼的婷婷不念高中去深圳了;最近睡眠不好，安眠药剂量又加了一倍……”。
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仿佛被泪渍浸润过的凹凸不平的纸张，矮胖松垮的字迹，在我眼前一一展现：“夜深了，他还没有回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心在滴血……”就在那一刻，妈十几年前的生活，和我现今的世界，仿佛产生了一种共鸣，我开始能够体会也能够看到，从23岁开始，这个在贫穷中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沉溺在一种多么沉重的艰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