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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空姐，专门服务迪拜航空的医疗航线的90后中国籍空姐。

医疗航线是什么呢？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医疗水平非常发达，要么有着顶尖医疗技术的医院，如美国和中国香港；要么在生物制药、医学研究上是世界的领头羊，如瑞士；

要么医疗器械发达，利于病患的复健，如德国和日本；或者只是钱多，能集中全世界最顶尖的医生，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很多世界各地的病患及家属会为了治病，不远万里坐飞机去这些目的地治病，而我们的“医疗航线”就这样应运而生。

2018年3月，我接待过一对新加坡母女飞往瑞士，在迪拜转机。

上机前，我就接到地面报告，说这位女儿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多次自杀未遂，如今是被母亲“押”去瑞士做康复的，所以要对她额外关注，千万不能让她死在飞机上。

哪想到，一个不注意，这个看起来一路乖巧的女孩，竟然偷拿了其他已睡着的客人的烈酒，跑去洗手间把门锁起来猛灌。当被我们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全身红疹、喉头肿大，几乎不能呼吸了。

飞机上配备的急救包里的脱敏药并没有很好地缓解她的症状，好在当时飞机正飞经陆地，机长紧急降落在了最近的土耳其的一个机场，把她送去抢救。

身后的母亲一路哭天抢地，求她坚持下来。

机组人员都一阵摇头，为这两人感到唏嘘。当时的地面医疗组似乎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在第一批急救人员把女孩抬下机后，第二批地勤正忙着找这对母女的行李。

其中的一位医疗成员若无其事地靠在机舱门上，跟空乘们闲聊最近的球赛，还不耐烦地问我们要头等舱的巧克力吃，似乎旅客是否有生命危险是一件毫不在意的事情。

身在医疗航线，紧急降落送病患去急救是常事。比如飞往美国航线的空乘，同时也必须办理加拿大的签证，即使我们并不飞往加拿大。

但因为美国是医疗航线的重要目的地，从迪拜飞往美国需绕北极圈、飞经北部的加拿大再降落美国，而北极圈一路上没有陆地，医疗航线又多突发状况，飞机唯一的紧急降落地点就是加拿大。

所以，作为空乘，要时刻做好降落加拿大的准备，签证也是入境落地的必需。

这两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经历过机上各种各样的医疗处理和紧急降落。如处理哮喘病发的客人，糖尿病发的客人，术后伤口开裂的客人，严重腹泻至晕厥的客人，甚至还有同事遇到过孕妇早产在机上接生的情况！

而对如今的我来说，这些都不够“重磅”。

今年年初，我在飞机上经历过的一件事，不仅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也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但回过头来再想，似乎发生的一切都是冥冥之中上苍对我人生的安排。

2

2019年1月12号，我和同事执飞胡志明市——迪拜的航班。机组人员提前两小时登机后，我收到地勤组的报告，即将有一位心脏病患者登机落座于我负责的区域。

这位客人是越南籍华人张先生，四十多岁，近几年居住在胡志明市，是个炒面店的小老板。他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家人都要留在越南照顾餐馆的生意，所以只能独自出门了。

这种病症很难根治，目前只有美国一家诊所研制出了能够有效抑制心室肥厚的特效药，如今还在人体试验阶段。

最近听说，这家诊所的主治医生要去迪拜做讲座、开义诊，张先生想着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还算稳定，且胡志明市到迪拜也并不算长途跋涉，不如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于是上了飞机。

待他落座后，我按照服务的流程去给张先生做飞行介绍，告诉他由于自身病症，他是第一个上机的旅客，然而会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们一路上会尽最大努力保证他的安全舒适，让他顺利抵达目的地。

按照规定，对患有病症的特殊旅客，我们会发一个能够紧急通知机组人员的遥控器，我为他讲解了这个按钮的使用方法，又按照流程问他要一份病历说明。

一旦发生紧急救援的状况，利于机组人员和地面医疗组在最短时间内实施正确的救援方案。

张先生说，他的病历放在托运行李里了，没带在身上。他还安慰我说，坐个飞机而已，又不是蹦极，他每天12小时工作时长的餐馆都干得了，哪就这么脆弱了？

我见他虽然稍显虚弱，但面色潮红，讲话温柔和气，还能跟我开玩笑，便没把他的病症太当回事，忙着准备大批旅客的登机了。

事后，我查阅书籍才知道，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面色潮红不是气色好的表现，而有可能是心力衰竭的前兆。

距离起飞大约已过了三个小时，飞机上的第一轮餐食结束后，我正和同事在厨房整理并准备新一轮的点心服务时，客舱内突然响起了服务铃，我们谁都没空去理会。

通常在餐食结束后，总有旅客想再要饮品或者纸巾，而餐食结束的二十分钟内其实是空乘们最繁忙的阶段。

我们要收拾残羹，打扫厨房，把拿出来的东西整理清洁后全部放回原位，以免飞机颠簸造成危险，同时还要准备饮料。

这些事情全部要在二十分钟内做好，每个空乘都忙得甚至没空上厕所，哪有闲工夫去理会客人要不要喝水？如果客人真的有紧急需求，他们早就来厨房找我们了。

然而，不一会儿，机舱内的服务铃此起彼伏，我扭头扫了一眼显示屏，发现铃声响起的位置都围绕在张先生四周，难道是张先生出了事？

我心下一沉，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和负责在张先生区域发餐的空姐一起进入了机舱。

3

同事告诉我，发餐路过张先生时，他似乎闭着眼睛睡着了，所以没有吃饭，她也并没有叫醒他。

我们来到服务铃响起的位置，是坐在张先生旁边的乘客突然发现，张先生好像没有呼吸了！

我俯身检查，发现张先生口唇发青，双眼紧闭，手感上的颈动脉似乎无脉搏，耳听胸音的胸腔内也好像无心跳，但他的左侧肩膀似乎还有轻微的抽动。

这只是我肉眼和手感上的初步判断，如果抢救及时，应该还有得救！

我连忙叫了两位空少，把张先生抬到了客舱中部刚刚打理好的小厨房，拉起了帘子，通知乘务长和机长。

机上广播立刻开始向专业的医者乘客求助，并把他平放在地上，抬起双腿，准备做CPR（心脏复苏术）。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拯救生命，与这样危急的情况相比，以前的“小打小闹”似乎都不算医疗救援了。

CPR每轮是18秒内30个胸外按压和2个人工呼吸，可张先生的身体似乎已不听使唤，每当我们仰起他的下巴，他的双腿就无控制地滑落至平放状态。

我们几个小空乘都是第一次看到濒临死亡边缘的人，大家几乎都吓哭了，然而手头的抢救不能停。

我们一边抢救的同时，有两位越南医生乘客听到广播来帮忙诊断，然而他们不怎么会讲英文，比比划划中，彼此都不懂对方的意思。

唯一在场的越南籍小空乘已经吓得发抖，我们根本等不及她磕磕巴巴地把医生的话翻译成英文给我们。

此时，乘务长已经和地面医疗组取得了联系，机长也得知了情况，随时听候地面指令。在经过三轮CPR后，张先生的眼皮似乎微微颤动，他还有意识！

地面医疗组说，张先生可能是旅途劳累或气压变化导致的急性心衰，非常危险，有可能造成猝死。

地面医疗组同时要求我们即刻上传病历，通过他的以往治疗和药物使用情况判断要不要使用强心剂等注射，可张先生在登机时并没有把病历给我们备份，医疗组也无计可施，只得要求我们立即找最近的机场降落抢救。

可是机长表示，飞机的下面是印度洋，离当时坐标位置最近的、能降落大型机的机场，是至少要三小时后的科威特国际机场。

事不宜迟，地面医疗组指示我们立即用AED（自动体外电击器）分析心律。

分秒必争下，我由于紧张和害怕，手抖得厉害，连用了三次，才在机上医师的指导下，牢固地把电极贴在他胸口处的正确位置。AED经过短暂的心律分析后，得出了立即除颤的指令。

经过两轮电击后，张先生的身体晃动了几下，然而他并未睁开眼，那时的他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

当时，我是整个航班上唯一的中国空乘，那也是我第一次面对生命即将在眼前消逝的状况，我的心理上无法接受，自责自己没有照看好这位乘客，又无法面对他可能会死在我面前的痛苦。

我紧紧抓着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用中文大喊：“你坚持住！我向你保证，我会把你救回来的！我们的飞机正在加速，我们马上就要落地了！我一定会把你救下来的！你坚持住，坚持住！”

然而，张先生并没有回应我的呼喊，他的眼角滑下了最后一滴泪，身体在我的手中慢慢变凉变软。他死了！

4

其实，机上死人也并不算新闻，尤其对于医疗航线来说。

在培训初期，我们就曾被培训过，机上备有医疗手套和裹尸袋，一旦乘客突发急病死亡，我们要将尸体用裹尸袋包好，放进冷藏柜里，缓解尸体腐烂。

否则，一旦遇上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航空，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可不是闹着玩的，而这也是我们对逝者最后的尊重和保护！

而机上唯一的冷藏柜，只有空乘人员知道，其实就是储存乘客餐盒的冰柜！

在那次胡志明市——迪拜的航班将有两轮餐食，当时已经结束一轮，一号冰柜已被乱七八糟的餐后垃圾堆满，所以张先生的尸体只能和第二轮餐食的餐盒车一同放在二号冰柜里。这些，乘客们是毫不知情的！

乘务长体谅我抢救过后无能为力的伤痛与自责，允许我坐在一边缓缓。裹尸体和安放尸体，都由机上的两位空少做了。

之后的第二轮餐食服务，我也没有参与。可没想到，之后的一件小事，却直接毁了我的空姐生涯。

第二轮餐食结束后，大家都在客舱后部的大厨房整理，那时帘子拉着，我们根本看不到帘子外是否有人。其中一位同事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或者冲杯咖啡暖暖身体。

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合群”，不要让大家觉得我是个一蹶不振的“小公举”，我故意大了点声，用戏谑的口吻讲到：

ldquo;餐盒就和尸体堆在一块儿，我可吃不下，你难道不怕尸水流出来混到饭里吗？真好奇是哪位客人吃到了紧挨着尸体的那些餐盒……”

这些话，都是用我们的工作语言——英语讲的，同事们也自然知道我的这些话仅仅是个玩笑。

首先，空乘们和乘客吃的餐盒并不是同一批，甚至于机长、副机长、乘务长和部分空乘们吃的餐盒，彼此都是随机分配，并不是同一批生产，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机组人员全体食物中毒。

因此，机组人员的餐盒都是单独放在工作台上的一个小冰箱里保存，并不在乘客餐盒的冰柜里。

其次，虽然尸体确实和餐盒放在同一个落地冰柜里，但尸体由三层消毒保鲜纸包裹，外面又套了三层100%隔绝的裹尸布，保证了绝对的隔离。

而且乘客们的餐盒外套有一层隔绝包装，这些分包装又是装在餐车里的。

所以，实际上待在冰柜里的不过是绝对干净的布袋和餐车壁而已，况且尸体早就被放在最里面最隔绝的地方，中间隔着好大的一块儿，根本没有我说的那么恐怖和恶心。

哪知，帘子外面正好有个越南客人来厨房要咖啡，她听懂了我讲的英文，瞬间一声惊天炸雷般的嚎叫，立刻回到客舱，唱戏一般地一传十、十传百，把“尸体和他们吃饭的餐盒摆在一起”的事情告知了整个客舱。

每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程度都不同，当向下传递时，不可避免地会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夸张。

短短几分钟，还没等我们来得及向第三排的乘客解释，半个机舱里都传来了阵阵干呕声，堵在厕所前的乘客就已经有二十几个。

结合之前有不少乘客看到了我们把张先生从座位抬至厨房并再也没有回来的画面，乘客们更加验证了自己的“猜想”，愤怒的他们几乎全员站起，要向航空公司讨一个说法。

虽然我们的一切操作都属于正规流程，但当如此难以接受的真相赤裸裸地摆在不明真相的乘客面前时，他们的愤怒可想而知。

5

我们的乘务长本来待在机上的办公室里写飞行报告，机上有乘客去世是大事，她需要尽早报告所有细节。

在我的一句玩笑话闯了大祸后，同事们根本无法应对躁动的乘客群，只得第一时间给乘务长打了电话。

乘务长的办公室在机头，我们所在的厨房在机尾，她一路走过来需要穿过整个机舱，听到了乘客们各种版本的流言。

一走进厨房，乘务长就阴着脸、眼睛似乎要喷出火般大声质问：“是谁说我们要把尸体给乘客吃的！？到底怎么回事！”

我早已吓得呆若木鸡，一旁的英国同事赶紧上前把事情的原委告知乘务长，并着急为我解释：只是我们同事间的一句玩笑话，被乘客听到后产生了大误会。

乘务长顾不得批评我，恨恨地瞪了我一眼，立即打电话汇报驾驶舱，同机长商量安抚的办法。

看着同事们忙进忙出，我根本不敢走出厨房一步，也不敢面对客舱里此起彼伏的咒骂、呕吐声和呼叫铃。

很快，乘务长分别用阿拉伯语、英语和越南语向全机广播，解释乘客们所听到的谣言是机组人员英语不精产生的语言误会。

机组人员正在全力抢救患病的乘客，我们的飞机也正全力加速争取尽快抵达，请大家勿信谣言，理智判断，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保证自身安全，机组人员会为每一位身体不适的乘客准备饮品和晕机药。

随后，乘务长又去楼上的头等舱和商务舱，勉强收集到了专供高级舱位的名品巧克力、袋装坚果、高级化妆品小样、香薰蜡烛等等，刚好能保证分给楼下一百多位经济舱的客人每人一份。

乘务长召集了楼上的商务舱、头等舱的空乘们也来帮忙，几乎是集整个机组之力，搬空了机舱所有的“储蓄”，向每一位乘客道歉、解释、提供礼物，同时还要处理多名乘客吐在地上的呕吐物。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谣言”只在底层的经济舱被听到，楼上的商务舱和头等舱风平浪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同事们为我的错误尽力弥补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出去帮忙，可是我怕得发抖，怕愤怒的乘客撕碎我，也怕自己再次闯了什么祸。

本来，在刚刚经历了所负责的乘客在我眼前去世的打击后，我的整个人还没缓过来，没想到又因一句玩笑话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还害得整个机组人员为我受过。

我既愧疚，又害怕，感觉每一丝光亮都像针一样扎向我的脸。

我连哭都不敢出声，只能站在厨房的最角落，看着同事们忙进忙出，一口气都不敢喘。

不知过了多久，飞机终于降落在了迪拜，我不知道整个机舱的乘客们是怎样下的机，只记得乘务长叮嘱我，她会代替我守住我所在位置的舱门，而我最好乖乖地待在厨房里不要出去。

后来，我呆呆地随着机组人员乘小巴返回机场。直到那时，我才敢抬头看一眼同事们，几乎每个人都乱了头发和妆容，制服上各种污垢。

平日里欢声笑语的小巴出乎意料地第一次绝对寂静，可能大家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吧。

到达机场后，同事们领了行李陆续回家，乘务长叫住我说：“身为乘务长，我有责任把这次的事件如实汇报，我不会为你说情，但也绝对不会夸张。至于公司的后续处理，将会由你的经理通知你。

ldquo;从个人来讲，我感谢你对乘客的救助，我也无法评价你一句玩笑话本身的对与错。我们是第一次一起飞行，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前途怎样，就看你的运气了。”

6

公司的处理效率比我想象得还要快。当天，我就发现手机上当月已安排的班表全部变成了“待定”。

两天后，我收到经理的邮件，通知我暂时停飞，后续处理她会跟进，要我时刻关注邮件。再三天后，经理约见，向我了解情况。

临走时，她对我说了一句，她会争取把我留下做地勤。那时，我就知道自己的空姐生涯结束了。

又过了一周，我收到正式的开除通知。由于个人的重大过失，公司与我解除雇佣合同，取消我的阿联酋工作签证，同时我需赔款行政费用等约7000迪拉姆（约14000人民币）给公司。

此事会记录在我个人的航空档案中，这意味着，我将终生与航空业无缘。

五天后，我离开了迪拜，回国静心休养了一段时间。

起初，我每一天都会做噩梦。渐渐地，我学会了原谅自己和接纳自己——

没有救回张先生不是我的错，我尽力了，可生命的逝去从来由不得人；给乘客和同事们带来不适和麻烦当然也不是我的本意，但在特定环境下被误解的语言，也不是我能够掌控的范围了。

虽然我失业了，但回到地面并非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

三个月后，我在一家私企找到了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后来与公司的程序员小王相恋，双方约定共度此生。

如今的我，对于生命中的人和事分外珍重，对自己的言行也格外注意。我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发生大的波折，但我对现在的自己，还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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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马小玲 专栏作家

编辑 | 阿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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